王安石和蘇軾關系到底怎么樣?烏臺詩案王安石為什么要幫蘇軾求情?

  王安石蘇軾關系到底怎么樣?烏臺詩案王安石為什么要幫蘇軾求情?趣歷史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王安石與蘇軾兩個人,在政局上面一直都是政敵,王安石堅持自己的變法,而蘇軾是站在反對變法的一方的,所以兩人很明顯是政敵。然而,當烏臺詩案爆發之后,蘇軾的結局是非常慘的,為什么這時候,作為政敵的王安石卻出面為蘇軾求情?政敵難道不是巴不得對方早一點被踩在腳下嗎,王安石這樣做又是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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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與蘇東坡是一對“政敵”,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貶謫過蘇東坡,也出于道義責任援救過蘇東坡。蘇東坡從生命的谷底黃州屹立成偉大文學家后,到南京拜訪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偉人相會,飄逸瀟灑,友誼超邁,人品風流,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光輝的節點。

  宋神宗登基,四十八歲的王安石才等來機會

  通過在基層充分歷練和積累后,王安石三十六歲從地方回到朝廷,擔任掌管全國財政和漕運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綱領——《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稱“萬言書”。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為切入口的教訓,換成以“經濟改革”為切入口。

  此時北宋立國已近百年,國勢陷入“積貧積弱”困局。宋仁宗用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時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綱領時,與“慶歷新政”失敗已經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邁年高,心灰意冷,當年追隨范仲淹的韓琦富弼,此時雖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銳氣:他們這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對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綱領采取了“留中不發”的冷處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機會。直到二十歲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歲的王安石才等來機會。宋神宗還在潁邸的時候,就已經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粉絲。宋神宗繼位后馬上就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幾個月后,又任命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并以“越次入對”的殊禮,邀請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國是,最后以“師臣”禮遇入閣拜相,推出了震古鑠今的“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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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東坡是政治上永遠的反對派,“滿肚子不合時宜”

  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中國的發展將提前進入快車道。他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和“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的經濟思想,已經接近現代經濟學原理,然而,歷史的悲劇在于,當時幾乎所有上層士大夫都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變法派領袖王安石與反對派領袖司馬光都是意志堅定、毫不妥協的政治家,僅從《答司馬諫議書》我們也可以看到,王安石與司馬光是如何地針鋒相對。

  林語堂先生有句話說得很到位:蘇東坡是政治上永遠的反對派。用蘇東坡的“紅顏知己”王朝云的話來說,他是“滿肚子不合時宜”。錢穆先生就指出過這一點:蘇東坡的建設性意見幾無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語言卻才華橫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宋神宗的改革決心都幾為蘇軾的筆頭所動搖。然而,此時王安石仍能忍耐蘇軾。支持改革的御史謝景溫曾風聞舉報蘇軾葬父途中販運國家專營商品,按照人治社會的潛規則,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對派急先鋒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馬光也對王安石搞過幾次“政治小動作”,然而在查無實據之后,王安石卻沒有動蘇軾一根汗毛。直到蘇軾做主考官,出題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獨斷朝綱,越過了政治爭論,屬于離間君臣的“政治陰招”了,王安石才下決心把這面反變法旗幟罷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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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歸隱鐘山,不計前嫌挺身而出救蘇軾

  到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前后八年兩度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驚濤駭浪的風口浪尖,頑強推行自己富國強兵的宏偉改革,直到耗盡最后一滴心血,才急流勇退,歸隱鐘山。

  就在王安石辭相歸隱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從徐州移知湖州,這位永遠的政治反對派又在《湖州謝上表》中給自己找來政治麻煩。蘇軾在自己的詩文中對朝廷政治一直不斷評論。他在杭州當通判時,后來被李約瑟譽為中國最偉大科學家的沈括,作為欽差大臣到杭州檢查農田水利建設,就曾在“與軾論舊”中抄走許多蘇軾詩文,回朝后又把他認為有“政治問題”的詩文箋注呈報宋神宗。

  這次在《湖州謝上表》中,蘇軾又習慣性地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這里的“新進”和“生事”兩詞是有明確政治背景的: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曾給王安石寫過三封信,指責王安石變法是“生事”;蘇東坡在《上神宗皇帝書》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輕變法官員稱為“新進”。此時蘇軾已繼歐陽修成為文壇領袖,他的《湖州謝上表》按慣例在朝廷邸報上發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進”們頓時成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變法派“新進”官員輪番上表彈劾蘇軾,給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蘇軾從湖州抓進御史臺監獄。因漢代御史臺官署內曾遍植柏樹,樹上常有數百只烏鴉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臺稱為“烏臺”,蘇軾此案也因之被稱為“烏臺詩案”。李定等“新進”還鼓動和挾持時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蘇軾于死地。

  在整個“烏臺詩案”過程中,蘇軾所屬反對派政治大佬司馬光等人都鴉雀無聲。據史料記載,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蘇軾,一位是其弟蘇轍,愿把自己的官職捐出來為兄贖罪,另外兩位卻都是蘇軾的政敵: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非常反感這種“因言獲罪”的政治斗爭手法。蘇軾雖然恃才自傲,但操守嚴明,光明磊落,是個君子。“豈有盛世殺才士乎?”據史料和宋人筆記記載,“烏臺詩案,上以公疏入方決”。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勢和慣例,把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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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逢一笑泯恩仇

  “黃州四年”后,蘇東坡來到江寧。王安石穿一身與鐘山農民沒有多大區別的衣服,騎著一頭毛驢到江邊迎接蘇東坡。來不及冠帶的蘇東坡慌忙出船長揖而禮:“軾敢以野服拜見大丞相!”王安石則拱手而笑:“禮豈是為我輩設?!”

  這一對原來的“政敵”旋即超越政治藩籬,還原成瀟灑飄逸、風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們民族的精神姿態與風流人品,就這樣體現在兩位優秀才子身上。

  王安石和蘇東坡在鐘山游山玩水、談詩論佛將近一月。

  他們都出入自如,進退美麗,其精神姿態與風流人品,體現了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輝煌高度——兩位偉人在鐘山相處的日子,應該說代表了西哲海德格爾所向往的那種“詩意的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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