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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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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制度是中國清代滿族的社會組織形式。女真人以射獵為業。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中,取得節節勝利。隨著勢力擴大,人口增多,他于明萬歷二十九年建立黃、白、紅、藍四旗,稱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旗皆純色。四十三年,努爾哈赤為適應滿族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原有牛錄制的基礎上,創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編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把后金管轄下的所有人都編在旗內。滿洲人運用此軍事組織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時,人們從事耕作、狩獵等活動;在戰時則應征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獵組織──牛彔。這么一支軍隊奠定了滿清入主中原,也在入關后迅速的腐化墮落。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員稱為旗人。到19世紀末隨著清朝的解體,八旗軍事組織制度不復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稱為旗人。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清朝早期軍事支柱

解密:清朝的八旗制度最初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中,取得節節勝利。隨著勢力擴大,人口增多,他于明朝萬歷二十九年(1601)建立黃、白、紅、藍四旗,稱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旗皆純色。四十三年,努爾哈赤為適應滿族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原有牛錄制的基礎上,創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編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鑲,俗寫亦作廂)。旗幟除四整色旗外,黃、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把后金管轄下的所有人都編在旗內。其制規定:每300人為1牛錄,設牛錄額真1人;5 牛錄為1甲喇,設甲喇額真1人;5甲喇為1固山,設固山額真1人。據史籍記載,當時編有滿洲牛錄308個,蒙古牛錄76個,漢軍牛錄16個,共400個。此時所編設的八旗,即后來的滿洲八旗。清太宗時,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旗制與滿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諸王、貝勒控制,旗制終清未改。初建時,不但在軍事上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具有行政和生產職能。清朝統一,太宗皇太極為加強對旗人的束縛,增強了八旗制的軍事職能,并為擴大軍事實力和籠絡人心,又建立了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各旗有軍營、前鋒營、驍騎營、健銳營和步軍營等常規伍,司禁衛,云梯和布陣等職。另外,設立了相禮營、虎槍營、火器營和神機營等特殊營伍,演習摔跤、射箭、刺虎和操練檢槍等。由于清初諸帝很重視槍炮武功等實戰本領,八旗軍在平定三藩,收臺灣各抵御沙俄侵略等戰斗中都取得了輝煌戰績。八旗兵分為京營和駐防兩類。京營是守衛京師的八旗軍的總稱,由朗衛和兵衛組成。侍衛皇室的人。稱朗衛,且必須是出身鑲黃、正黃和正白上三旗的旗人,如紫禁城內午門、東西華門、神武門等由上三旗守衛。

  八旗組織中蒙古旗與漢軍旗的建立比滿洲旗稍晚。清太宗皇太極天聰三年(1629)時,已有蒙古二旗的記載,稱為左右二營。八年改稱左翼兵和右翼兵。九年,后金在征服察哈爾蒙古后,對眾多的蒙古壯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編審,正式編為蒙古八旗,旗制與滿洲八旗同。漢軍單獨編為一旗,據考證是在天聰五年正月(一說天聰七年)。皇太極崇德二年(1637)分漢軍為二旗,旗色玄青,四年分二旗官兵為四旗,七年正式編為漢軍八旗,旗色與滿洲八旗同。從明萬歷四十三年八旗制度建立,直到清崇德七年才完成八旗組織三個部分二十四旗的組織建設,八旗每一旗下都包括滿洲、蒙古、漢軍三個部分。

  八旗又有上三旗與下五旗的區別。順治七年(1650)底多爾袞死后,清世祖福臨為了加強對八旗的控制,對八旗的順序進行了調整。由皇帝控制的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稱為上三旗;由諸王、貝勒統轄的正紅、鑲紅、正藍、鑲藍、鑲白五旗,稱為下五旗,此后終清未改。上三旗較下五旗為崇,是皇帝的親兵,擔任禁衛皇宮等任務,下五旗駐守京師及各地。雍正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諸王、貝勒對各旗的控制,嚴格區分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領(俗稱外佐領)和府屬佐領(俗稱內佐領)的隸屬關系。下五旗中的主要部分旗分佐領,實際上也由皇帝直接控制。諸王及貝勒僅能控制其府屬佐領。又以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居左,稱為左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居右,稱為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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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制度是在“歸附日眾,牛錄激增”的條件下創立的,這時的努爾哈赤已從人丁數十的小部酋長,經過三十余年的南征北戰,“招徠各部,環滿洲而居者,皆為削平,國勢日盛”,成為轄地千余里,統兵數萬的女真國汗了,但這距離實現統一女真各部的要求還相去甚遠,為了使更多的女真乃至蒙古酋長“率部來歸”,努爾哈赤仍采取 “恩威并行,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的方針,招撫和征討并用,鞏固現存的實力,恩養降服歸順的人員,對拒不投降的部落,努爾哈赤則遣軍征剿,脅迫其歸順。

  無論是對主動歸順的人員,還是被迫降順的敵兵,努爾哈赤都予以“編戶”,將其分別編在各個牛錄里,不貶為奴隸,原來是首領的仍授予官職,將其屬下編在其所統轄的牛錄。對于主動來歸的人,努爾哈赤更是從優獎賜。如東海湖爾哈部女真部長納喀達率屬下百余戶來歸,努爾哈赤特別派遣二百人前往迎接,設大宴,厚賜財物。每當攻取一個部落之后,即將其“屬下人分隸八旗”,允其本人或子弟統領牛錄,帶兵打仗,并可因功封授官職。努爾哈赤即使對于長期與自己為敵的部落酋長、將官也撫恤恩養,即使對與建州矛盾最深的葉赫部,努爾哈赤在天命四年 (公元1619年) 八月滅葉赫后,除斬殺了金臺石和布揚古兩個主要貝勒之外,對其他的貝勒、臺吉等均赦免其罪。“葉赫國中,無論善惡,皆全戶不動,不使父子兄弟拆散,不使親戚分離,俱盡數遷移而來。不淫婦女,不奪男子所執弓箭,各家財物皆由原主收取。”

  對于八旗制度這一新鮮事物,最初女真人也不能自然接受。由于女真散處于吉林、遼寧、黑龍江各地,習俗各異,制度不一,各自為政,有的部落沿江而居,靠打魚撈珠為生,對源自于圍獵活動而形成的牛錄制并不熟悉,不能理解根據牛錄制改進而成的八旗制;而有的女真人則居室耕田,“飲食服用,皆如華人”,他們基本不使用牛錄這種以村寨為基礎拼編在一起的臨時性武裝組織,對八旗制度的優越性更不甚了解;即便是依山靠林而居,以狩獵捕貂維持生計的女真人,也習慣于出獵時臨時組合而成,兵獵完畢隨即解散的組織形式。對眾多普通女真人而言,要從過去不受任何組織的約束,過渡到由下至上逐級受到“牛錄額真”、“甲喇額真”和“固山額真”直至旗主貝勒的管轄,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接受的,加之八旗制度還在健全和完善之中,這時的滿族民眾對八旗制度的態度處于服從階段,即主觀并沒有自覺接受八旗制度的動機,從認識和情感上對八旗制度也沒有太大興趣。女真各部固有的習慣、認識和需要與八旗制度的目標、紀律還存在矛盾與沖突。同時,被編入八旗后女真民眾擔負著比以往更為繁重的差徭,如國家修筑城堡、種植糧谷、制備舟車,都要按旗僉派牛錄人丁擔任。《滿文老檔》記載了當時對抽派人丁的規定,“因若取谷于部眾,將苦累部眾,乃令出一牛錄之十丁四牛于公,于閑地耕田,多獲谷物,充實倉庫,委任十六大臣、八巴克什掌管庫谷之官登記收支。” 這都是令女真、蒙古民眾對入編八旗持消極態度的因素。因此,盡管努爾哈赤大力招撫善待來歸之眾,還會出現隱匿丁口脫漏不報,甚至離旗外逃的現象,這說明無論是自愿歸順還是戰敗降順而被編入八旗的各部落貝勒、臺吉、諸申,多少都帶有為生存所迫和懾于八旗強大軍事攻勢的色彩。族源相同的女真各部尚且如此,蒙古較早編入八旗的科爾沁部同樣是在被八旗戰敗之后,才被動接受八旗制度的,他們對八旗制度的態度也含有較多的服從成分。如后來被編入滿洲正黃旗的科爾泌左翼明安貝勒曾經參與九部聯軍攻打建州的戰爭,被八旗軍隊打敗,始與建州建立友好往來。萬歷四十年(公元1612 年)“太祖聞其女頗有豐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貝勒遂絕先許之婿,送其女來,太祖以禮親迎,大宴成婚”。萬歷四十二年(公元1614 年)明安兄也將其女送與皇太極成婚。萬歷四十三年(公元1615 年) 明安弟又將其女送與努爾哈赤成婚。從此,開創了女真與科爾沁部聯姻的局面。科爾沁右翼中旗首領鄂巴臺吉經歷了多次與努爾哈赤的戰爭,也逐步認識到八旗軍隊的強大,為了共同對付察哈爾蒙古林丹汗,于天命九年(公元1624 年)接受努爾哈赤授予的土謝圖汗封號和大量賞賜,并娶努爾哈赤的侄孫女(努爾哈赤弟舒爾哈赤之孫女) 敦哲為妻。這些蒙古王公貝勒雖被編入滿洲八旗,他們對八旗的態度仍然是想借助八旗的力量保存自己的實力,暫時與強手聯合,企圖東山再起

  服從態度不僅僅存在于八旗創建初期,就是八旗制度已經相當完備的時期,緣于對八旗制度缺乏充分的認識,新編入八旗的人員也有這個過程,其中包括皇太極執政時新編的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當然,服從階段并非每個八旗成員都必然經歷的階段,也有些旗人從加入旗籍之始就特別認同八旗制度的,還有先認同后來又否定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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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給予八旗子弟的相關待遇:一切旗民優先

  隨著八旗制度的日趨健全和完善以及努爾哈赤在軍事上節節勝利,先后平哈達,除輝發,亡烏拉,滅葉赫,統一了女真各部,大敗明朝官軍于薩爾滸,皇太極又在此基礎上出征蒙古,平定朝鮮,并與明朝展開了松錦大決戰,直至多爾袞輔佐順治率八旗勁旅入關,定鼎中原,八旗制度充分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戰斗力,以八旗制度為核心的滿洲共同體的行政效率空前提高,生產和生活中的合作意識得到無比的增強,民族凝聚力獲得極大加強。這是八旗民眾從感情和思想上主動接受八旗制度的階段,這個階段八旗人員對八旗制度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并且對自己所屬的群體給予積極評價,對八旗的軍事、行政和生產活動有較高的卷入程度。

  旗人對八旗制度的認同主要來自于八旗制度為其成員提供了穩定的生活經濟來源,切實的安全保證,便捷的入仕升遷之道以及各項較民人更為優厚的待遇。為使八旗成員的經濟生活得到保障,八旗的最高統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在入關之初即撥給八旗兵丁土地30畝,稱為“八旗兵丁份地”,規定凡是八旗壯丁差徭,糧草、布匹永停輸納,惟服兵役,使旗人可以專事披甲出征而不必為生計而忙碌,這很適合滿洲民族勇武善戰的天性,符合大部分旗人的興趣。八旗統轄下的成年男子出則為兵,入則為民,平日進行軍事訓練,戰時披甲出征,已經形成一支能征善戰的部隊,他們不再為遭到其他部落的劫掠和侵擾而擔憂,安全感和歸屬感得到增強。

  滿洲、蒙古、漢軍八旗組織內部的官職名額,都有專為旗人預留的編制,如八旗的左右兩翼都有衙署,設翼缺;八旗各有衙署設旗缺;各旗內參領、佐領也都有各自的衙署,設有相應的官缺,從各所屬旗內揀選擔任;還有在八旗內通行揀選的官缺,即公缺,上述各種官缺均由旗人擔任。在旗人員還享有在各級政府機構中除授官職的編制名額,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旗人除可以占用八旗編制之外,還可以占用公共的編制。這為旗人提供了充分的建功立業機會,創造了展示才華的條件,凸顯出旗人的優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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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人綜合素質的提高受到極大的關注,旗人無論貧富都享有充分的受教育權利。八旗入關不久即開始建立各種八旗學校,如在北京設有宗室學、覺羅學、八旗官學、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等等,在各駐防之地也都設立了八旗官學和八旗義學。八旗學校專收八旗子弟為學生,學習滿蒙漢文和騎射。八旗教育不僅使八旗人的文化體育素質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而且還從童年就培養了八旗子弟對八旗制度的接納、認同、欣賞、崇敬態度。旗人享受各種撫恤待遇,對陣亡、病故、殉職、殉節、致仕、孤寡等都有相應的撫恤規定[④],對遭遇上述不幸的旗人除按例發給恤銀之外,還準予其子弟承襲一定等級的官職。旗人家中遇有婚喪大事,也可照例領取賞銀。這些舉措對維護八旗制度,鞏固八旗兵源,增強八旗的凝聚力發揮了重要作用,自然也增加了旗人對八旗的認同、親和態度。

  身為旗人的八旗統治者對八旗成員的優厚乃至偏袒待遇還延伸到犯法的旗人身上。違法犯罪的旗人享受減刑的特殊待遇,藉此增強旗人對八旗制度的依附和感激。清代法律規定,滿洲、蒙古和漢軍旗人犯法,除死刑外,均準折刑,也就是減刑。如,處以徒刑或充軍流放的八旗犯人,免予發遣,徒一年者,只處以枷號20天;徒刑時間更長的按照這個規定逐次遞增,五年徒刑可以減刑為枷號60天。只有罪過大到開除旗籍的,才按照律條進行發遣。

  清廷對任何民族的旗人都平等相待,使得八旗成員內部基本相互平等,并不會因為來自哪個民族而有所不同,雍正帝曾專門就此發布上諭:“從來治道,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而存分別之見,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視,豈為治哉! 天之生人,滿漢一理”[⑤]。八旗內部也不會因為隸屬于不同的旗分而有尊卑貴賤的差異,即便是宗室覺羅也要依據所食采地之戶而分屬各旗。即使上三旗與下五旗之間確有不同,也是因為歸附時間早晚以及對八旗貢獻大小不同而產生的。況且,著有功績的八旗滿蒙漢大臣還享有換旗的資格,即原為下五旗的功臣可奉皇帝的命令抬入上三旗。八旗制度帶給旗人平等的地位,八旗制度填平了民族之間的鴻溝,消解了不同民族旗人對自己母體民族的認同,代之以對八旗制度的認同。

  滿文的創制與通行不僅是滿族發展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也是八旗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對于八旗成員認同八旗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滿文創立以前,女真人講女真語,寫蒙古文,這種語言與文字相矛盾的狀況嚴重制約著建州女真社會軍事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更為嚴重的是,一個沒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必將被視為落后和愚昧的群體,在外被其他民族輕視,難以吸取和傳播其他民族的文化營養,對內不利于連結滿洲部民,傳承滿族文化傳統。滿文創制并獲得通行之后,提高了八旗人的文化素質,增強了八旗成員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滿文滿語成為團結滿洲通古斯各族的強有力紐帶,在促進八旗和滿洲共同體的形成以及旗人對八旗制度的認同感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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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的相關特點:依靠各個旗主統領各自屬下

  八旗制度的特點是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凡隸于八旗者皆可以為兵。實際上,清代兵有常數,餉有定額,隨著滿族人口的不斷增加,并非所有滿族人都能披甲,而到后來披甲的人數占滿族人口的比例愈來愈小。清太祖、太宗時期,八旗組織有較快的發展。入關前滿洲八旗共309個佐領,又半分佐領18個;蒙古佐領117個,又半分佐領5個;漢軍佐領157個,又半分佐領5個。八旗滿、蒙、漢佐領共583個,又半分佐領28個。清統治全國之初,由于統一全國的戰爭需要,以及平定各地的反清斗爭,滿洲八旗發展迅速。

  康熙時滿洲佐領達到669個,嘉慶時增加到681個。此后維持在這一水平上。蒙古佐領順治時增加11個,康熙時又增加76個,雍正二年(1724)定制為204個。八旗制度建立時有蒙古人編在滿洲八旗內,直到清末亦有蒙古佐領35個,又半分佐領2個,編在滿洲八旗下。順治十五年有漢軍佐領206個,又半分佐領3個。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至258個,又半分佐領1個。雍正十二年定制為270個。此后,因八旗生計愈來愈困難,一部分漢軍出旗為民。乾隆五十五年(1790)漢軍佐領減少到266個。此后終清不改。八旗官兵的額數,清末光緒宣統時,實存職官約6680人,兵丁1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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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初建時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滿洲成員皆隸于滿洲八旗之下。旗的組織具有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職能。入關前,八旗兵丁平時從事生產勞動,戰時荷戈從征,軍械糧草自備。入關以后,為了鞏固滿族貴族的統治,加強對全國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時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顧之憂,更好地為清王朝效命,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和兵餉制度,與綠營共同構成清朝統治全國的強有力的軍事工具,八旗兵從而成了職業兵。八旗兵無論滿洲、蒙古或漢軍,均以營為單位,由都統及副都統率領,稱作驍騎營,用于駐防或征戰。并有炮營、槍營、護炮藤牌營,附屬于漢軍驍騎營。

  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天命、天聰時期定王公爵止于貝勒,崇德元年始走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九等。順治十年(1653)增奉恩將軍為十等。亦有異姓封王、公、侯、伯、子、男的,但漢人甚少。清代世職,太宗時與官名本多相同,順治四年成為榮譽稱號。乾隆元年定民爵精奇尼哈番為子爵,阿思哈尼哈番為男爵,阿達哈哈番為輕車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為騎都尉,拖沙喇哈番為云騎尉。八旗按引軍旗色定戶籍。壯丁原則上三年編審一次,分正戶、另戶、另記檔案及旗下家人等。八旗興辦宗室覺羅學、官學等,課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喪等均有規定。清初定旗民不通婚,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實際上民間早已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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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清朝的八旗制度是如何從興起走向衰弱的?

  禁衛軍制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絕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駐在北京附近,戍衛京師的八旗則按其方位駐守,稱駐京八旗,俗稱京旗。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駐全國各重要城市和軍事要地,稱駐防八旗。駐京八旗負責皇宮和京師的安全,實即禁軍。清禁衛軍制大類有二,即郎衛和兵衛。郎衛即指御前近衛,專門負責皇帝及后妃等的警衛與服務,其內部又根據具體任務的不同,設置侍衛處、鑾儀衛、善撲營等不同的機構。侍衛處初選上三旗子弟中才武出眾者分班入值,掌上三旗侍衛親軍之政令,供宿衛扈從之需。鑾儀衛亦系侍從武職,掌管帝、后車駕儀仗等機構。宣統元年(1909)避溥儀名諱,改為鑾輿衛。善撲營,順治初年曾設善射鵠、善強弓、善撲等侍衛,各有專管,統在三旗額內。康熙八年為懲治鰲拜專橫亂政,選侍衛中一部分年少有力者練習撲擊之戲,鰲拜入見時,即令侍衛等掊而縶之,于是有善撲營之設。該營專習摜交、射箭、賽馬等技藝,供皇帝游玩宴樂時表演。兵衛即指京師及宮禁的警衛,也根據不同的任務及防衛的需要,分設前鋒、護軍、步兵等不同的營制。

  八旗的駐防入關以前,已有八旗駐防之設。清統治全國以后,分為畿輔駐防、滿洲駐防和各直省駐防。畿輔駐防為守衛京師附近地區,包括保定、張家口、熱河、察哈爾及木蘭圍場等地。各省駐防多為省會或重鎮。八旗駐地及兵額,視各代而有增損、裁并,但變化不是太大。清末全國駐防共有817個佐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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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在全國各地駐防,一般不設都統。在重要地區如盛京、吉林、黑龍江、江寧、杭州、福州、廣州、荊州、西安、成都、綏遠等處設將軍。凡設將軍處下設副都統。將軍為該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但不理民政。后熱河、察哈爾由副都統升為都統后,即為該地區長官。

  八旗的旗務管理無論滿洲、蒙古或漢軍,均由固山額真管理。順治十七年,固山額真一律改稱都統。各旗均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雍正元年,設八旗都統衙門,由上述各旗都統二十四人及副都統四十八人組成,掌滿洲、蒙古、漢軍八旗之政令,稽其戶口,經其教養,序其官爵,簡其軍賦。凡八旗之方位,京師及各地之駐防,陵寢守衛,壯丁編審,選子弟充執事,選送秀女,以授地之法定八旗世業,奴仆管理,田租定額,房產購置,紅白賞恤,選送俊秀入官學出具考試名冊,會選旗營官員,功過勸懲,世職襲廢,稽戶丁,定兵額,選馬甲等等,無不統一管理。

  八旗的興衰八旗制度建立在“兵民合一”的基礎上,入關前沒有兵餉規定。天聰四年皇太極說:“滿洲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當時,興京(今遼寧新賓)內城居宗室勛戚,外城居宿衛親兵萬余。此外遠近十余萬戶,散處遼河東西,無事耕獵,有事征調,征調時所發行糧也很有限。清統治全國以后,八旗兵餉的主要形式是坐糧,包括錢、糧兩部分,從征時發給部分行糧。八旗兵丁按其兵種可分為親軍、前鋒、護軍、領催、馬甲、步兵、炮甲、養育兵、匠役等,其兵餉的數量亦有所差別,且時有增損。

  清軍入關,滿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閑散人口的生活,從順治元年底至康熙四年清政府共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見圖地令),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兵三次共分得旗地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畝。八旗兵丁的份地為五晌(一晌約六畝),終清沒有大的變化。兵丁份地大多數靠本人帶同家屬從事耕種,后迫于生計被典押出去。清初規定旗民不交產,幾經反復,直到光緒三十一年才最后取消禁令。

  清統治全國以后,由于八旗制度的嚴重束縛,八旗兵丁生計日漸拮據。八旗生計問題主要是北京正身旗人的生活問題。康熙、雍正時業已出現,乾隆初更趨嚴重,從而引起清統治集團的嚴重關注。康熙、雍正時曾先后賞賜銀兩數次,但不久即罄盡無余,于是增加兵額,擴大食餉面。雍正二年始設教養兵,后改稱養育兵,給予錢米。光緒時養育兵共計27408人,清末達到29407人。乾隆時曾準許京城和各省駐防漢軍八旗出旗為民,令其各得生計。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計問題非但沒有解決,而且陷于貧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從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滅,共存在296年。它是清王朝統治全國的重要軍事支柱,曾在中國歷史上起過積極和進步的作用,為發展和鞏固多民族統一的國家、為保衛邊疆防止外來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滿族社會的發展,更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隨著歷史的嬗變,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顯,嚴重地束縛了滿族人民的發展,在征戰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小。八旗制度與清王朝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經過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個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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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清朝的八旗軍隊分別駐防在哪些地區?

  鑲黃旗滿洲,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為黃色鑲紅邊而得名,鑲黃旗是上三旗之一,旗內無王,由皇帝所親統,兵為皇帝親兵,侍衛皇室的成員也從上三旗中選。清末時的規模達到下轄84個整佐領又2個半分佐領,兵丁2.6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人,很多清皇室成員都是鑲黃旗,如嘉慶帝的皇后孝和睿,乾隆帝的皇貴妃,"垂簾聽政"的慈禧慈安(也稱東宮)都是,朝廷的高級官員中也有不少是來自鑲黃旗的。

  正黃旗滿洲以旗色純黃而得名。正黃、鑲黃和正白旗列為上三旗,上三鈉無王,都歸皇帝所親兵,侍衛皇室的成員也從上三旗中選。至清末,是八旗洲中人最多的一個,下轄92個整佐領又2個半分佐領,約3萬兵丁,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5萬人。康熙的愛臣,乾清門一等侍衛納蘭性德就是正黃旗人。

  鑲白旗滿洲,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為白色鑲紅而得名,鑲白旗屬于下五旗之一,不是由皇帝所親統,而由諸王,貝勒和貝子分統。清末時規模是84個整佐領,兵丁2.6萬丁,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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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白旗滿洲,清代八旗之一。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努爾哈赤初定,以旗色純白而得名。正白旗是八旗的上三旗之一,順治前,上三旗中并無正白有正藍旗,因在順治初,多爾袞將自己所領上正白旗納入上三旗而將正藍旗降入下五旗,這以后就了定制。正白旗是皇帝親統之一,旗內無王,兵為皇帝親兵,并從中挑選侍衛皇室的成員。清末規模為轄86個整佐領(基本戶口和軍事編單位100-300人為一單位)約2.6萬兵丁,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人。清末末代皇后婉容是正白旗人。

  鑲藍旗滿洲因旗色為藍色鑲紅而得名,鑲藍旗是下五旗,由諸王,貝勒和貝子分統。清末時模達到下轄87個整佐領又一個半分領,兵丁2.7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5萬人。著名表演藝術家侯寶林先生便是鑲藍旗人。

  正藍旗滿洲,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純藍而得名。正藍旗在順治前與正黃、鑲黃列為上三旗,順治初,被多爾袞降入下五旗,不再由皇帝所親而由諸王,貝勒和貝子分統。清末時模達到下轄83整佐領11個半分佐領,兵丁2.6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人。

  鑲紅旗滿洲因旗為紅色鑲白而得名。清末時規模達到下轄86個整佐領,兵丁2.6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3萬人,清光緒帝的寵妃珍妃就是鑲紅旗人。

  正紅旗滿洲,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為紅純紅而得名,正紅旗是下五旗,由諸王,貝勒和貝子分統。至清末,是八旗中人口最少的一個旗,規模為下轄74個整佐領,兵丁2.3萬,男女老少總人口約11.5萬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隸正紅旗;清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珅也是正紅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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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清朝八旗軍事制度存在著哪些天然的弊病?

  從八旗制度誕生之初,其自身就掩藏著致命的弊病,而且這些弊病幾乎是無法克服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顯現直至導致這一制度的最終崩潰。

  弊病一

  八旗制度的軍事效能僅依賴游獵民族的風俗習性為基礎,地方性強,而外部的軍事適應能力極差。

  八旗制度畢竟產生于簡單的自然經濟階段,其戰斗力必須依賴滿洲人游獵尚武習俗的保持。在清朝建立之初,滿族剛剛從長期的混戰與游獵生產方式中走出,在那個時代對于白山黑水間的北方民族而言,弓弩戰刀就是個人的謀生工具,騎射征戰就是他們平素生活手段,強健的體魄與剽悍的民族性格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漸養成,成年男子往往就是天生的職業軍人。八旗制度只須將他們有效的進行組織調派通過非常簡單的方式即可以創造軍事上的奇跡。從這一角度看八旗制度本身的建制實際是十分簡陋原始的,它缺乏更高層次社會經濟的支撐,也無法適應高層次的社會經濟環境。

  清朝入關以后,駐防關內的八旗軍面對的是純粹的農業社會以及繁華的市井生活,他們與游獵馴牧生產逐漸疏遠。因此旗人失去了平素維持訓練的生活模式,在平淡的農業田園與五花八門的城市喧鬧環境中長大的年輕旗人自幼就無法接受艱苦環境的磨練,而簡陋的八旗軍事組織又無理長久維持有效的軍事訓練,久而久之八旗子弟的軍事素質急劇下降。清中期以后關內八旗軍的訓練廢弛,尤其是生活在城市內的旗人由于沒有分配田地耕種,旗內任職又有限額,造成大量八旗子弟閑散終日,無所事事。于是他們就以養鳥逛街,唱曲聽戲打發時光。朝廷發放的月餉經常被拿去賭博,有的甚至人還未到家餉銀就全部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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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來更有甚者竟然出入煙館吸食鴉片,不但個人身心殘廢,家庭也因此破產無以度日。乾隆帝第四次南尋于南通檢閱當地駐防八旗訓練,結果是“射箭箭虛發,騎馬人墜地”,皇帝主持的檢閱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軍備松懈到何種程度也就不難推測了。到了晚清時期,關內的八旗軍隊已徹底喪失了戰斗力,鴉片戰爭時清廷調派前線的部隊尚未遇見英軍就已混亂一團,以至將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將。定海一戰由各省抽調的三萬‘八旗勁旅’居然一觸即潰,戰死者不到千人,逃跑的卻有萬人以上。光緒年間平定阿古伯叛亂時由于西北各省旗兵‘皆不能戰’,清政府不得不舍近求遠從滿洲留守八旗中調撥尚存戰斗力的部隊前往新疆前線。正是由于八旗制度本身并不是一個以高階段經濟模式為基礎的制度,其軍事建制缺乏適應近代社會環境的能力,故而無法保持軍隊的持久性建設。在八旗子弟長期脫離艱苦環境軍事素質與精神斗志均已消磨以后,戰斗力無法再恢復,逐漸變成老爺兵、公子兵,八旗制度也隨之成了戰場上的花架子。

  弊病二

  八旗制度自身缺乏長期維持軍事財政的功能,經濟支出不能有效用于軍事建設,軍隊喪失財政基礎。

  八旗制度在入關以前實行兵民一體有機結合,這個前提是必須有旗人從事經濟生產的土地。東北地區是滿族故地,這里的土地分配個各旗的“旗產”沒有任何爭議。旗產平時分配由旗人耕種交納產品后又由八旗組織進行分配供養軍隊,入關初期清朝八旗部隊僅有10余萬,生產一定的農副產品再用于并不龐大的軍隊,作到自給自足以耕養戰,當時的清政府是有能力進行這種財政運作的。旗人們有穩定的經濟來源養家糊口,即分擔相應的軍事任務無后顧之憂。但,八旗部隊入關之后關內土地原本屬于漢族小農,遠離滿洲故鄉的八旗軍失去了供養的來源。起初清政府以圈占土地的方式來保證軍隊的補給,但很快引發漢族農民的不滿社會矛盾尖銳。無奈之下清政府只得撤消了對關內土地的圈占,改以直接由朝廷財政供養所有旗人的方式進行維持,這便嚴重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軍費負擔。駐防關內的旗人占八旗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沒有土地,而清政府規定所有旗人不得經商、不得做手工業、不得私營土地、不得出賣勞動力、不得從藝為伶,這些規定嚴重限制了旗人自謀生路的途徑,使他們幾乎完全依靠朝廷的救濟過活。

  清代的軍備制度又是復合形的,軍隊里除一般兵器:槍、炮、軍刀、火藥、旗幟、口糧是朝廷分發以外,其余的軍備如:馬匹、軍裝、盔甲、箭支、子彈等則完全由旗人們各自自行籌備。到清中期以后隨著人口增長八旗軍隊增加至30萬以上,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閑散旗人,而此時清政府的財力卻日漸枯竭,這便造成軍費的入不彌出。旗人們的唯一生活來源必須出自軍費,當時清政府發放餉銀已經捉襟見肘,日常訓練即無法保證就更無力強化八旗軍備了。而旗人本身的貧困也使他們無力購買軍需必備品,部隊的裝備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大不如前。清朝中期以后這樣的現象且越來越嚴重,試想一支連武器都裝備不起的軍隊又怎能作戰呢。

  到了清晚期,清政府的財政常年虧空,軍隊上層嚴重腐敗貪污軍餉成風,加之西方列強屢屢對清政府進行巨額戰爭勒索,用于八旗部隊的軍事財政徹底枯竭。據清咸豐11年(1861年)兵部檔案統計,當年全國有20個省首府的八旗部隊欠發軍餉,其中山東一省首府拖欠駐地八旗軍餉就有銀16200余兩,米30500多石 ,這個數字是當時山東省府所有旗人三年靜收入的總合,而這還不是拖欠最嚴重的。清同治初年北京香山駐防八旗2000余戶竟長達六年分文未發。不許從事營生,軍餉又長期的拖欠,這使得晚清時期的絕大多數旗人限于貧困,有的甚至在生死線上掙扎。清光緒年間北京周邊宛平通州等地駐防旗營一片蕭條,十室無六七,大量的旗人或餓死或逃散,留在城里的只能靠典當家產賒帳度日。這樣連飯都吃不飽的部隊在西方列強頻繁入侵的時代又要承擔作戰衛土的任務,其結果必然是一敗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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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清朝的八旗制度由哪三個部分編制組成?

  女真人以射獵為業。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中,取得節節勝利。隨著勢力擴大,人口增多,他于明萬歷二十九年建立黃、白、紅、藍四旗,稱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旗皆純色。四十三年,努爾哈赤為適應滿族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原有牛錄制的基礎上,創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編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把后金管轄下的所有人都編在旗內。

  滿洲人運用此軍事組織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時,人們從事耕作、狩獵等活動;在戰時則應征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獵組織──牛彔。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員稱為旗人。到19世紀末隨著清朝的解體,八旗軍事組織制度不復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稱為旗人。

  八旗滿洲:

  清代八旗組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俗稱滿洲八旗。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后,根據政治軍事形勢發展的需要,將滿族社會原有的牛錄組織加以改組擴大,于明萬歷29年(1601)建黃、紅、藍、白四旗。43年(1615)最后編成以八旗為名稱的長期組織,即正黃、鑲黃、正紅、鑲紅、正藍、鑲藍、正白、鑲白八旗,即后來的八旗滿洲。八旗初創時有滿洲牛錄308個,清入關后,康熙時有較大發展,滿洲牛錄達669個。此后略有增加,嘉慶時有滿洲牛錄681個(一說675個),清末基本保持在這一水平上。八旗滿洲地位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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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漢軍:

  俗稱漢軍八旗。滿語“烏真超哈”意為重兵即炮兵。太祖創制八旗組織時將降附的部分漢人編為牛錄,隸八旗滿洲下。太宗皇太極天聰五年(1631),初設漢軍一旗。崇德二年(1637)分漢軍二旗,旗色玄青,四年,又分二旗為四旗,于原有旗色之外,又增加鑲黃、白、紅色。七年(1642),正式編為八旗漢軍,編制、旗色、官制與八旗滿洲同。崇德末有漢軍牛錄157個又半分牛錄5個。清軍入關后續有增加。順治十五年(1658)為206個又半分牛錄3個。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至258個又半分牛錄1個。雍正十二年(1734),定為270個。乾隆以后因八旗生計問題,制定漢軍八旗出旗為民的政策,漢軍發展受到限制。乾隆五十五年(1790),減少到266個,直至清末未變。

  八旗蒙古:

  俗稱蒙古八旗。太祖創制八旗組織時,將歸附的部分蒙古人編入滿洲牛錄,其余單獨編為蒙古牛錄。清太宗皇太極天聰三年(1629)時,已有蒙古二旗的記載,稱左右二營,八年(1634)改稱左翼兵和右翼兵。至九年,因蒙古降眾增多,乃正式編為八旗蒙古,旗色與八旗滿洲相同,以后續有降附的蒙古人編入。崇德末年(1636-------1643),有蒙古牛錄117個又半分牛錄5個,順治時增加11個,康熙時增加76個,雍正三年(1724)定制為204個。清末,滿洲八旗內仍有蒙古牛錄35個又半分牛錄2個。分為駐京蒙古八旗和駐防蒙古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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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清統治全國以后,由于八旗制度的嚴重束縛,八旗兵丁生計日漸拮據。八旗生計問題主要是北京正身旗人的生活問題。康熙、雍正時業已出現,乾隆初更趨嚴重,從而引起清統治集團的嚴重關注。康熙、雍正時曾先后賞賜銀兩數次,但不久即罄盡無余,于是增加兵額,擴大食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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